葛洪，字稚川，号抱朴子，东晋道教学者、炼丹家、医药学家，丹阳句容（今江苏句容）人。葛洪一生“博闻深洽，江左绝伦，著述篇章，富于班马。” 主要著作有《抱朴子》、《肘后备急方》、《神仙传》等。葛洪作为一名“兼修医术”的道教代表，其医药思想也极为深远广博。本文主要通过对《抱朴子•内篇》、《肘后备急方》的窥探，以了解其医药思想和对后世的影响。
一、“气”理论
精气神是构成生命的三个基本要素，其中以气最根本。葛洪对“气”理论也极为重视。《内篇•至理》云：“夫人在气中，气在人中，自天地至于万物，无不须气以生也”。 道教认为，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，天地万物都始于气。根据气的性质，可以分为阴气与阳气，阳气清轻而上升为天，阴气浊重而下沉为地，阴阳二气相合而成万物。葛洪指出：“夫人生先受精神于天地，后禀气血于父母”。 由此可知，人生前先受外在天地的精神，阴阳交媾后而受父母之气血（气属阳、血属阴）。可以说，人是天地之精神、父母之气血和合的产物。因此万物都是“负阴抱阳”，既处于气的环境之中，又存气于人体之内，无时无刻都需要气来维持各项生命活动。
正因如此，“气”的问题成为一切生命活动的前提条件，而行气健身则成为首要任务。葛洪在明确“气”的重要的前提下，便在《内篇》中提出了“行气”的概念。道经云：“善行气者，内以养身，外以却恶”。 葛洪认为通过对气机的调节能使人身强体健，身心康泰，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。人之所以生病，其原因在于人体气机的紊乱促使脏腑功能不调，因而导致疾病的产生。一个“阴平阳秘”的人，才是一个健康的人。身心过度劳累，不仅会导致外邪六淫的入侵，同时也容易使内在七情产生病变，即所谓：“外感六淫，内伤七情”。要保持健康的身心，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，来抵御外邪的侵袭；另一方面拥有一个愉悦淡然的心境，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使得情志不易过激。因此只有真正做到“正气内存”，才能使一切疾病皆而远之，最终实现延年益寿的目标。
二、药物学
葛洪作为一名道教学者，在总结晋以前神仙理论的同时归纳了仙药的炼制方法，包括了外丹与服食。外丹实际上是将矿物质置于丹鼎之中经化学反应而生成的丹药；服食是指通过食用草药来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，但其主要内容仍围绕药物对病证的治疗而展开的。据《内篇•至理》载：“理中四顺，可以救霍乱，款冬、紫苑，可以治咳逆……当归、芍药之止绞痛，秦胶，独活之除八风，菖蒲、干姜之止痹湿，菟丝、苁蓉之补虚乏，甘遂、葶苈之逐痰癖，括楼、黄连之愈消渴，荠苨、甘草之解百毒，芦如、益热之护众创，麻黄、大青之主伤寒”。 这里葛洪将常见易取的药物与病症一一对应，以方便记忆与诊断，同时在《内篇•仙药》中对黄精、五芝、天门冬、雄黄等多种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，习性产地，入药部分以及治病作用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。
葛洪学医著书实则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担忧与关切。他说：“余所撰百卷，名曰玉函方，皆分别病名，以类相续，不相杂错，其九十三卷，皆单行径易，约而易验，篱陌之间，顾眄皆药，众急之病，无不必备，家有此方，可不用医。” 在当时的偏远村户疾病一旦发生，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允许难以及时的治疗，导致死亡率变高。因此葛洪将之前的医书按药物的种类进行筛选分类，仅存留一些简单有效且方便易取的药，以供百姓参考。这种为病人着想的“仁心”是值得赞扬的。其中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《肘后方》中对疟疾种类、症状与治疗的描述。据《肘后方》卷三“治寒热诸虐方”中记载，葛洪将疟疾分为温虐、瘴虐、劳虐，共计方剂三十余首，其中以“青蒿方”为著。“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，绞取汁，尽服之。” 中医认为，青蒿性寒味苦微辛，具有清热退蒸、清暑截疟、除湿杀虫的功效，主治阴虚潮热、头目眩晕、外感暑湿、疟疾黄疸、皮肤瘙痒等症。著名药学家屠呦呦教授根据《肘后方》的记载，成功的从青蒿中提取出抗疟的有效成分——青蒿素（Artemisinin）和双氢青蒿素（Dihydroartemisinin）。2011年9月，屠教授凭借这种高效、速效、低毒的新型抗疟药，获得了美国“拉斯克医学奖”（Lasker Medical Research Awards）。
葛洪通过对药物的“分类归整”、“药证相应”，不仅对当时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，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由于各种原因而带来的医疗问题，同时对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中的“法象理论”也具有一定启迪作用，以及为后世在药物学上的重大突破提供了理论来源。
三、疾病观
《肘后备急方》作为一本手册性质的医著，总结了晋以来医疗发展的许多成果，不仅对常见疾病的症状、治疗方法进行详细的论述，同时对葛洪疾病观也体现的十分全面。对于葛氏疾病观，可以从疾病认识与疾病治疗两个方面来阐释。
（一）疾病认识
葛洪对疾病的认识，一方面体现在对急性传染病的病症特点，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的叙述；另一方面为了正确的认识、区别和诊断疾病，而创出了一些新的检测方法。
据《肘后方》记载：“比岁有病时行，仍发疮，头面及身，须臾周匝，状如火疮，皆戴白浆，随决随生，不即治，剧者多死。治得差后，疮瘢紫黑，弥岁方减……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，仍呼为虏疮。” 这里清楚的描述了“虏疮”的命名方式、性状特点以及临床表现。虏疮发病时间短，全身长疮，治疗不及时便会死亡，治好后，疮瘢呈紫黑色，一年后才能消退。根据这种描述，现代医学发现，葛洪所说的“虏疮”，实际上就是天花（Smallpox）。经研究表明，天花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急性出疹性疾病，经呼吸道进入人体，3～5天后，出现天花痘疹，常伴有败血症、骨髓炎、脑炎、肺炎、支气管炎、失明等并发症，死亡率极高。直至18世纪末，爱德华•琴纳才研究出牛痘疫苗以防止天花，因而开辟了免疫学的新领域。葛洪对天花的认识，为后世医家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不断突破与创新开辟了道路，对现代免疫学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葛氏对病原体的观察也极为细致，他说：“山水间多有沙虱，其细略不可见，人入水浴，及以水澡浴，此虫在水中著人身，及阴天雨行草中，亦著人，便鑽入皮裹。初得之皮上正赤，如小豆、黍米、粟粒，以手摩赤上，痛如刺，三日之后，令白节强，疼痛寒热，赤上发疮，此虫渐入至骨，则杀人……已深者，针挑取虫子，正如疥虫，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，若挑得，便就上灸三四壮，则虫死病除”。 葛氏对沙虱病的发病原理、病理表现，治疗方法等角度的来论述，以时间为顺序，描述出不同阶段的临床表现，这种细致的观察与严谨的医学态度，在当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。沙虱病，医学上称为恙虫病（scrub typhus），是一种由恙虫立克次体所引起的急性发热性斑疹伤寒样疾病，主要表现起发热、皮疹、溃疡以及局部或全身的淋巴结肿大。20世纪中叶，美国学者立克次，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体（命名为立克次体），同时研制出疫苗来预防恙虫病，而这一研究却比葛氏的沙虱病晚了一千五百多年。
葛洪为了能够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出疾病，防止因病症相似，而导致误治、乱治等问题的产生，因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检验方法——“尿检法”。这种方法主要针对的是黄疸患者的检查。“比岁又有虏黄病，初唯觉四肢沉沉不快，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，及举身皆黄，急令溺白纸，纸即檗染者，此热度已入内，急治之。” 在这段文字中，大部分是描述“虏黄”（黄疸）的临床表现，黄疸之证从巩膜到全身均为黄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急令溺白纸，纸即（黄）檗染者”一句，葛洪指出：若在患者的尿液中浸入白纸，白纸立即呈现黄色。这种方法就是古老的“尿常规”检查，在当时的科技水平，还不能够对尿液中的成分进行细致的分析，只能通过对尿液颜色与清浊的判断，这种方法虽然不科学，但却是一种尝试性的发展，现代医学中对尿便色泽的识别，是判断是否患有黄疸的一个重要参考。
（二）疾病治疗
《肘后方》作为魏晋时期医著的代表，其治疗思想也相当完备。首先，葛洪对每一种病症都有数方或数十方与之相对应。如治患胸痹痛方，方剂六首；治卒大腹水病方，方剂十七首；治卒得咳嗽方，二十首；治卒心痛方，三十一首。其次，葛氏对“同病异证”也有所重视，因此在编著时也极为注意。如治发癫狂病的中，分为治疗癫疾方（八方），治卒发狂方（二方），治卒狂言鬼语方（二方）；治耳聋诸病方中，分为治耳卒聋方（三方），治耳痛有汁出方（一方），治耳中有脓血出方（一方），治耳中常鸣方（四方），治耳卒痛方（二方）；又如在治寒热诸虐方中，将疟疾分为温虐、瘴虐、劳虐，共计方剂三十余首，其中以“青蒿方”为著。将青蒿以水浸渍，绞汁服下，其治疗效果在医学上也得到证实，同时“青蒿方”还促进了药学的重大突破，推动了现代药学向前发展。
20世纪中期，免疫学从微生物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科学，发展极为迅速。 《肘后方》作为魏晋医学的重要史料，不仅对天花、结核病、痢疾、沙虱病、丹毒等疾病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，其中对狂犬病的治疗也提出了创造性的治疗方法，该方法可以称为中医免疫思想的启蒙。“治狂犬咬人方……又方，仍杀所咬犬，取脑傅之，后不复发。”葛洪的这一发现，却给法国的巴斯德一定的启迪。1882年，巴斯德成功地从狂犬的脑组织中培育出狂犬病毒，并研制出“减毒活疫苗”——狂犬病疫苗（rabies vaccine）。葛氏与巴斯德同样都用狂犬脑来治疗狂犬病，但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，葛洪即使想深入研究，受种种因素的限制，也是无法完成的，但“以脑治病”的思想，却比巴斯德早一千五百多年。这种对疾病细微的认识与创造性的实践，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是非常伟大的，对现代免疫学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葛洪的疾病观，在疾病认识方面，对一些传染性较强的疾病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记录，同时提出了以“尿检法”为代表新型医学检查法，为正确的认识病症和精准的治疗疾病提供了技术支持。
在疾病治疗方面，通过有效的运用草木药类的药性特征、配伍应用以及方剂的选择，最大程度的为患者进行诊治，这是一种“仁心”、“仁术”的体现。对于一些创造性的治疗方法，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疑难杂症，对后世传染病学、免疫学、内科学等临床治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
四、养生论
道教是一个重生贵生的宗教，对人生与生命的重视，体现在对生命的极大热情，其爱生护命的主要方式就是养生。养生不仅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样也是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葛洪作为一名“行医修道”的代表，在养生方面上也有其独特的思考。
葛洪的养生理论，笔者认为，可以从生活方式和修行方法两个方面来阐述。
根据《内篇•极言》记载：“是以养生之方，唾不及远，行不疾步，耳不极听，目不久视，坐不至久，卧不至疲，先寒而衣，先热而解。不欲极饥而食，食不过饱，不欲极渴而饮，饮不过多。凡食过则结积聚，饮过则成痰癖……五味入口，不欲偏多，故酸多伤脾，苦多伤肺，辛多伤肝，咸多伤心，甘多伤肾，此五行自然之理也。凡言伤者，亦不便觉也，谓久则寿损耳。”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，养生之法必须做到以下几点：衣着方面，随气温的变化及时更换衣物，做到冷而增衣，以御寒凉；热而解衣，以散暑热。饮食方面，不能到极饥极渴时而去饮食解渴，饮食时又不能过饱，解渴时又不可过多。在食物口味上，要注意五味选择，不能过度偏好。中医五行学说认为：肝属木，其味为酸；心属火，其味为苦；脾属土，其味为甘；肺属金，其味为辛；肾属水，其味为咸。五脏遵循着五行生克化制的规律，一旦五味有所偏颇，便会产生五行相克，五脏互伤的情形，最终导致神散精离，气竭命终的局面。行为方面，要掌握“适度”的原则，凡事不可太过，否则必有损伤。葛洪指出，唾及远则伤精，目久视则伤血，坐至久则伤肉，卧至疲则伤气，行疾步则伤筋，这些行为在日常生活中都容易被忽视，时间一长便会“积劳成疾”。葛洪在养生方中做出说明，一方面是强调任何过度行为举止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。另一方面就是劝诫我们要注意的良好习惯的养成；
在修行方法上，《内篇》中都有所涉及，主要集中在《微旨》、《释滞》、《杂应》三篇。这里笔者主要以“行气”为中心，希望通过一种修行法，能够的深入的了解其中玄妙，同时也为充实葛氏“气”理论的内容。
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，葛氏医药理论的哲学基础，气的运用在养生方面凸显尤为鲜明。“行气”亦作“食气”、“服气”、“炼气”，指呼吸吐纳及导引等养生方法的内修功夫。 “初学行气，鼻中引气而闭之，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，乃以口吐之，及引之，皆不欲自耳闻其气出入之声，常令入多出少，以鸿毛著鼻口之上，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。” 这里介绍的就是行气之法，鼻吸闭气，心中默数，用意志来引导气在体内运行，然后从口中缓慢吐出，需要注意的是应保持吸多呼少，细腻无声的原则。葛洪认为，行气的功效可以治百病、入瘟疫、禁蛇虎、止疮血、辟饥渴、延年命等。《内篇•至理》则指出：“今导引行气，还精补脑……若能兼行气者，其益甚速，若不能得药，但行气而尽其理者，亦得数百岁。善行气者，内以养身，外以却恶。” 道教认为，自然是大宇宙，人身是小宇宙，通过修炼天人是可以相通的，而行气实际上就是让自然之气与人体之气相汇相通，从而达到与自然信息的传递和互换，最终到达以气养心、以气养形、延年益寿、得到成仙的目的。
葛氏的养生理论在对普通大众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，同时强调了好的身心在于良好生活习惯，好习惯能强身健体，祛病远疾。修行方法是针对修行之士而言的，同样也适用于大众。正确的修行方法，不仅能够强身健体，远离疾病，而且还能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可以说，《抱朴子•内篇》是道教养生学真正形成的标志。
五、结束语
葛洪作为一名“兼修医术”的道教代表，其医药思想极为深远广博，不仅体现在对中医理论的构建，草木药学的创新，疾病治疗的探索，养生理论的总结，而且在“治未病”的预防观，“济世为怀”的行医观等方面也有所彰显。同时，启发了后世在传染病学、药学、免疫学等方面创新与突破，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。